半夜醒了，躺在自己房里，听着风声从窗户缝隙往里灌。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留意隔壁的动静了，总归有一段
子了。
那晚我听见她房里传来一阵很轻很轻的、压着喉咙的呜咽声。
我以为是哭了，光着脚走到她房门
，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很久。
她没有哭。
她的声音有一点沙哑，带着一种像是很久没被
碰过、碰到就疼得受不了的迷茫。
她嘴里在含含糊糊地念叨什么，语速很快，听不清，只有最后几个字从门缝里漏出来，清清楚楚地摔进我耳朵里。
“……我是谁啊。”
那句“我是谁”让站在门外的我整个都僵住了。
她不是一个会问出这种问题的。
苏晚棠从来都知道自己是谁：苏家的
儿，苏家的媳
，苏家的主母。
她一生都在扮演这些角色，演到几乎所有包括她自己都信了。
可是在那个
夜，她孤零零躺在床上，记不清自己到底是谁。
她像一株被移栽进花盆里养了太久的兰花，已经快忘记自己其实是可以开在泥土里的。
我站在门外的走廊上，穿着拖鞋，吹着凉风，慢慢地明白了：她病了。是那种在所有眼里都不算病、却能把活活耗
的病。
那天晚上之后，我开始有意地观察她。
我发现在我小时候那个
笑、哼歌、会在厨房里因为煎坏一个
蛋而气鼓鼓的母亲，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现在的她会把饭做好，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然后坐在对面，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吃。
她不怎么动筷子，也不怎么说话，偶尔我问她一句“妈今天菜好吃”，她会点点
说“那就多吃点”，仿佛她的生只剩下“让我多吃点”这一件事。
这不行。
我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动“坏心思”的。
或许是更早，在我第一次撞见她站在门缝边，那双眼睛里闪着一种我看不懂的、湿漉漉的光时，我就隐隐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发生变化。
她看我的眼神里有很淡的、连她自己大概都没意识到的渴望。
那渴望不是冲我，是冲着某种活着的、能让她感到自己还是的感觉。
于是，当我第一次在她面前说出“母猪”这个词时，我其实是在做一场豪赌。
我赌的是：她需要一个让她彻底放下“苏晚棠”这个身份的理由。
我妈太端着了。
她端了十二年，累得都快垮掉了。
可她没有台阶下。
没有告诉她“你可以不用端着了”，她自己更不会允许自己放下来。
那就由我来给她一个台阶，一个足够荒诞、足够下流、让她完全无法用“母亲”身份去面对的名义。
她不是苏晚棠，是一只穿着旗袍的、只属于我的母猪。
那么她做任何事都不是“苏晚棠”做的，她不需要为“那只母猪”的行为负责。
看，多么方便的逻辑。
当然，我承认这个逻辑里也藏着相当大一部分的私欲。
我是个十九岁、血气方刚的男，面前摆着我妈这样一个成熟到快要滴下蜜来的，你要说我没有别的心思，那纯属胡扯。
我看她穿着旗袍弯腰浇花的时候，会忍不住瞟她露出的那一小截后颈；看她坐在灯下看书的时候，目光会不自觉地滑到她的锁骨上。
我甚至曾经在某个早晨，因为梦见她而不得不临时把床单换掉。
这种事我一件也没跟她说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开。
所以“调教”对我而言也是一道很好的台阶。
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她的身体，听她叫主，可以命令她穿各种旗袍、摆各种姿势，而不用为此感到羞愧。
反正只是“调教母猪”嘛，又不是对母亲做那种事。
母子俩都在用同一个荒唐的理由，逃避同一份沉甸甸的负罪感。
多么荒谬。却又多么好用。
她第一次跪在我面前的时候，整个都在发抖。
我原以为那是兴奋，后来才发现那是恐惧。
她在怕自己。
她怕自己一旦跪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你把我当什么了……”她当时问我，声音哑，“我是你妈……”
“我知道。”我说，“所以呢？因为是我妈，就不能跪在儿子面前了吗？”
她张了张嘴，没能回答。
我看着她的眼睛，看着她眼底那层被压了十二年的、浑浊的
水，觉得我大概猜对了。
她需要的不是有告诉她“你可以站起来”，是有告诉她“你不需要一直站着”。
那天晚上她跪了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