腕上的丝巾已经松了，她没有去解，只是那样垂着手，看了我一眼。
然后她挪到床沿，赤脚踩在地板上，又回
看我，声音轻轻的：“那……我去把脸洗了。”
我伸手拉住她，没有让她走：“先别洗。”
“不洗？”她愣了一下，“那这副样子……”
“这副样子很好看。妈现在知道自己是谁了，以后每天晚上先跪下来喝
水，把旗袍穿好，爬到主
脚边叫一声主，再开始。好不好？”
她看着我，沉默了片刻。被
弄花了的妆在灯光下显得又脏又媚，而她那双眼睛却一点一点地弯起来，像是终于认了命，又像是终于放了心。
“……好。”她轻声说。
她跪在床沿，把丝巾从手上解开，却没有放下，是低，慢慢把那条丝巾叠好，放到了我枕边。
然后她朝浴室的方向爬去，暗红色旗袍的下摆拖在木地板上，像一只刚刚完成了认主仪式的、温驯的母猪。
她爬到浴室门，手扶着门边，回过来看我。脸上还沾着那些白浊和汗，嘴里却轻轻说了一句：“主……我去洗
净再来陪你，好不好？”
我看着她，点了点。
她松开扶门的手，真的像一只猪那样低爬进浴室。
灯亮起来，水声哗哗地响着。
我靠在床，看着枕边那条浅灰色丝巾，听见水声里夹着一声压不住的笑。
那笑声很轻，像是把藏了很久的东西一气吐了出来。
我想，我大概真的把她调教成我的旗袍母猪了。
“旗袍母猪”这四个字到底是怎么从我嘴里冒出来的，直到现在我都没办法给出一个特别正经的解释。
说实话，当时我紧张得要命。
表面上装得云淡风轻、像一只运筹帷幄的狼，实际上心脏已经在胸腔里打鼓打到快报销了。
我就差把“虚张声势”四个字写在脸上，还硬撑着一副“这是主对你的恩赐”的理所当然。
可她没有打我。
她站在灯光下，垂着眼，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久到背后的挂钟都敲完了整点。
我以为她在酝酿什么
风骤雨般的愤怒，结果她只是抬起手，轻轻摸了摸旗袍领那颗盘扣，用一种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我的语气，小声说：“母猪是什么……就是那种……不穿衣服在地上爬的吗。”
“不是。”我
地说，“……是穿着旗袍的。”
她好像被这个答案噎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哦”了一声。
就是那一“哦”，像有什么东西悄悄裂开了一道缝。
从那天晚上起，那道缝就再也没有合上过。
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很多年以后如果让我回审视这个决定，我大概会把它归咎于青春期的冲动、荷尔蒙失调，以及一个十九岁男大学生理应有的、低级趣味的大脑。
但那天晚上我蹲在她面前，帮她系好旗袍领那枚滑脱的盘扣时，我心里浮起来的那
绪，却远比“冲动”两个字要复杂得多。
我是在救她。或者说，我在用某种看起来很荒唐的方式，把她从一座看不见的牢房里放出来。
你们可能觉得我是在为自己的变态找借。好吧，也许有一点。但我说的是真话。
我妈，苏晚棠，苏家当代主母，我的母亲，在外眼里是一个寡居多年、洁身自好、安安静静守着祖宅的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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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穿旗袍，养兰花，煮一手好汤，笑起来的时候端庄得让分不清是亲切还是疏离。
她在这座老宅里住了二十多年，
子过得像一个被心写好的剧本：什么时辰浇花，什么时辰喝茶，什么时辰坐在窗边发呆，每一件事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可谁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剧本里从来没有一幕，是“为自己做什么”。
我爸去世十二年了。
十二年是什么概念呢。
一个婴儿可以从零长到小学毕业，一棵树苗可以从膝盖高长到越过墙。
可她呢，她好像一直停在同一个地方。
她和我爸住过的那间卧室没动过，梳妆台还是老样子，衣柜里甚至还收着我爸年轻时候穿过的一件夹克。
她每个季度都会把它拿出来晒一晒，再叠好放回去。
她不说，但我知道那件衣服对她来说是什么。
那是她和我爸之间仅剩的一点能摸得着的东西了。
按理说，这种感很让感动。
但如果一个在“思念”里住了十二年，住到把整个世界都关在外面，住到连自己活着的滋味都快忘掉，那就不叫
了，那叫服刑。
我真正看清这一点，是在上个月的一个夜。
那天我照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