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科举与门荫制度及中国科举概述

下阶的县尉，成续好的也有授给正九品下阶太子校书的。进士及第一般均为从九品下阶，制科起家比进士高一至二阶。原有官职的，可以升官，成续特优的，可以升三至四阶。连续参加，连续登科者，可以迅速升迁，很快就可以做到五品高官。制举另外加献文章，上著述者，经有关部门考试，亦同制举。杜甫就是在天宝时献三大礼赋，玄宗召试文章而授与官职的。

门荫

唐代仕之途除了科举考试之外，还有门荫之制。门荫者，即以父祖官位，豪门世家的余荫而得官。唐荫任之制规定，三品以上大官可以荫及曾孙，五品以上荫孙。被荫之孙品阶降荫子一等，曾孙又降孙一等（《唐会要．用荫》）。从唐书所载可见，唐一代因门荫得官而做出政续留于史册者极少。以门荫而至宰相的数十之中，有政绩者不过褚遂良、姚崇和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等数而已。

科举制度概述：

科举是中国官制史上的巨大进步

赵铁信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他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o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o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oo周年，在国内外有着广泛而远的影响。

从中国的官制史上看，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也有认为是一次刻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各种方式，建立过各种官吏制度选拔其所需要的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均为血缘世袭关系，难以得其优秀才，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风”老百姓的儿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汉朝的“察举”和“征辟”制替代了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位，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但仍是地方长官的意志和朝廷的意愿，为因素很大。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朋比为，徇私舞弊，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出身底层的好才还是不能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由政府选派有声望的官员到州、郡任大小中正，品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等第。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官将其所管辖的地区的才品德和家世定位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推荐给朝廷，任用官职。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为所欲为，受贿营私的状况，到是选拔出了一些比较有才能的进仕途。但是，中正官到后来却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访，唯问中正”，实际上已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品的唯一标准。从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之官场之外。

从隋朝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彻底打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才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一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统治阶级的栋梁之才。北宋的吕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将母子二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在一个山里过着饥寒生活，他则发奋读书而高中状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土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南宋状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过一官．父亲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一家长期身居低层，他仕后，丹心报国，壮烈就义，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状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父母都是种田。王杰在朝为官4o余年，身为嘉庆帝师，官居高位，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嘉庆皇帝惩办贪官和绅时，王杰是主审官。王杰是后世公认的乾、嘉两代名臣。王杰晚年告老还乡，嘉庆皇帝对他的称赞是：“直道一身立庙廊，两袖清风返寒城”。倘若没有科举制度，这些布衣民们是根本不可能登上龙门，身居高位的，永远没有出之。

在漫长的13oo年的科举制度中，曾产生出7oo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都有过科举生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极少数。科举产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