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科举与门荫制度及中国科举概述

唐朝科举与门荫制度及中国科举概述

科举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地址失效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s Ba@gmail.com 获取最新地址

常科

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秀才为最高科等，考试方略策，要求应举者熟悉经史，通经世治国的方略，这对于缺少经史知识，醉心词华的唐初士子来说，是很难达到的，都不敢投考秀才科。永徽二年，遂被停废。明法、明书、明算考试专门学问，及第后从事专门工作，一般不能担任高级官吏，应举者也很少。士子所趋，主要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主要考试两部儒家经典。唐制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两经者一大一小，或两中经。同时还要兼习《孝经》、《论语》。唐初，明经是按照经的章疏试策。许多举子不读正经，只是把与对策有关的章疏义条抄录下来进行背诵。为了促使举子去读正经，高宗调露二年（公元六八o年）决定加试帖经。帖经即取经书中的一行，把其中的几个字蒙住，让考试者填充。帖经通过后，然后试策。儒家经典的背诵成为明经采取的先决条件。但这样一来，举明经者死记硬背，不求义理的况更为严重。为了改善这种况，开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七年）又规定，降低帖经及格的标准，改策问经义为问大义十条，同时加试时务策三道。由于经业之鲜能对策，亦不及文义，因此时务策和问大义的考试，不过是走个形式，采取时仍以帖经的成续做为标准。明经继续沿着死记硬背的路，到了后来至天宝十二载时，帖经也恢复原来的及格标准。

进士在唐初考试时务策五道。当时衡量策文的标准，是看文章的词华。这样就造成了许多举子不读经史，只读四策，不辨章句，也不练习作文，只在摹拟的策上下功夫。针对这种况，高宗调露二年（公元六八o年）决定，进士和明经一样，加试帖经。永隆二年（四元六八一年）又规定，进士要加试杂文两首，合格者然后试策。进士科开始实行帖经、试杂文和对策三场考试的制度。杂文最初为士子所熟悉的箴、表、铭、赋之类，至天宝年间（公元七四二～七五六年）始专用诗、赋。由于当时社会风气重文学，同时，开元、天宝之际，当政的李林车也有意识地把进士科作为选拔文学之士的科目，因此，进士科继续沿着文学取士的道路前进，并且发展到以诗赋的好坏作为进士及第的主要标准。进士科成为选拔才的主要来源后，进士录取的标准才重新以策文成续为，而且衡量策文的标准，也变为主要是看策文的内容。常科的应举者有生徒和乡贡。

生徒主要是指国子监所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学生，以及在弘文馆、崇文馆学习的皇亲、亲贵子孙。他们在学校学习两部儒家经典，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后由馆监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各科考试。另外有自己在州、县报名，经县、州逐级考试合格，由州府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常科考试的，谓之乡贡。唐初以来，贡举的主持是由吏部考功司，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专掌。开元后、举子益增多，许多高官子弟也参加科举考试。考功员外郎仅为从六品上阶，对于高官的嘱托，不第举子的喧讼，他都无力应付。考功贡院也已经应付不了益烦杂的贡举事务。开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因为发生了举子顶撞考功员外郎李昂的事件，玄宗君臣认为员外郎权轻，而吏部长官诠选的任务又太重，于是改归礼部掌管，专令礼部侍郎一知贡举，并设立贡院，作为办事机构；设置印信，作为权力凭据。上元（公元七六o～七六一年）后，有时亦委派中书省舍或其它诸司四品清资官掌贡举，称为权知贡举。

制科

制科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举行的，名目很多。仅《唐会要》卷七十六〈制举〉所论从显庆三（公元六五八年）到大和二（公元八二八年），共有七十八科次。在安史之前，有些科目尽管类同，如高宗时先后有词赡文学科、词殚文律科、文学优赡科，武则天时先后有超拔群类、绝伦科，玄宗时有文史兼优、博学通以及武足安边、智谋将帅、军谋越众等科，但基本上没有重复。建中元年后，有些科目，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数典达于理科等，就反复出现了。科目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统治者对才的不同要求。应制举者可以有出身、有官职，也可以是既无出身，也无官职，并且可以连续应举。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应举者必须经过有关官员推荐，才能参加制举考试。直到玄宗开元时，由应举者自举才被正式提了出来，并在天宝末确定了下来，一般士子才能自由地报考制举。

制举一般考试对策。永淳二年（公元六八三年）确定试数为三道。试策时由皇帝任命考官或考策官，负责评阅试卷，定出等第。高宗、武则天都曾亲临试场。但皇帝亲试直到开元九年（西元七二一年）才最后确定下来。制举及第，原来没有出身和官职的，一般授从九品上阶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