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你以为你是谁

大公司因为他们国家的制裁政策，不和我们谈了。钢铁公司趁机发出了邀请——现在我们知道公司是家信誉不好的中小型公司了，当时却不知道呀，至少我不知道，我那时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筹建总指挥只是挂名，具体工作是何卓孝同志负责。更要命的是，和一接触，我们经济账没算，先算政治账，说是打了家的经济封锁，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当时的报纸上还报道过。经济问题一变成政治问题就麻烦了，国家部委的一位分管领导发话了：和的合作一定要争取成功。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千方百计往成功的道路上奔吧！

“这盘大买卖一开始不就是三方出资么，所以，总指挥也是三个，除了我，还有省冶金厅的陈厅长和国家部委的王副司长。我们平阳

方面主要负责基建，设备的引进考察则由王副司长和北京的一些同志负责。几次到公司考察，都是王副司长带队去的，我们何卓孝同志跟着去过两次，一次被王副司长带着考察到印第安丛林里去了，还有一次就是签字仪式。我当时就有些担心，可又不敢说，对轧钢设备我和何卓孝都不是专家，家王副司长才是专家，我哪有什么发言权。好，先是拖，后是赖，进来的设备三分之一不能用。这就是算政治账的结果。好在这时我们脑清醒了，经济账不能不算了，于是就打国际官司。官司一打五年，直到去年三月才算最后完结。这五年，王副司长可又风光了，一次次理直气壮往国外跑，打官司嘛，重要工作嘛！结果也不知是悲剧还是喜剧，官司没结束，王副司长在美国十号州际公路上出了车祸，连随从一起‘壮烈牺牲’！唉，你说王副司长跑到美国十号公路上什么去？公司和讼诉法院又不在美国！向上反映？李记者，你说得轻松，我们敢吗！以后不找他们批项目了？这样一来，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都很大，工期便一再拖延，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早先的预算就一次次突，一次次追加。从最初的八个亿，追加到九亿八千万，又到今天的十二亿，光我们平阳方面就陆续追加了两个亿，成了最大的倒霉蛋！好在姜超林同志和平阳的同志们都很理解，平阳经济况又一直比较好，我们这两个亿才能顺利追加上去。

“考察呀，花钱呀，这些好事，大家都争着上，都认为是自己的当然权利。要负责任了，找不到主了。王副司长‘牺牲’了，遗志没继承，一片烂摊子就甩在平阳了。李记者，你说说看，我怎么办？这烂摊子是甩在平阳，不是甩在省城，甩在北京！况且，当年我不知道会碰上这种局面，又说过大话，我只能硬着皮上。我忍气吞声收拾这烂摊子，为国家部委和省里的追加预算和及时拨款等等问题，一次次给省里，给北京那帮官僚说好话，磕作揖。李记者，你是不知道，家一个科长、处长都能教训我这个市长，不瞒你说，有一次回到招待所，我砸了玻璃窗，家还以为我是疯子呢！这还不算，去一次就花一次钱，替那些有权管我们的部门搞福利，请那些科长、处长一次次喝酒，就这样十年花了六十七万三千多！有说，他心疼，我就不心疼吗？我是心在滴血！李记者，现在，你可以按我提供给你的这个名单去好好查查，看看最终能落实这六十七万三千多吗？我告诉你，只会多不会少！哦，我没落泪，是眼里落了点灰，过去的旧文件嘛，灰太大！

“名单你当然可以

复印，我让田秘书长给你复。好，我继续说。我是市长，又挂了个总指挥的名义，气虽气，还是要顾全大局，不但自己不能把这些事往外说，也不能让别往外说。说出去影响咱国家改革开放的形象呀，还会得罪不少。李记者，在这里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下，当年算政治账的那位国家部委分管领导，现在已经做了我们省的省长，是位同志，对，陈红河同志。所以，姜超林书记一再和我讲：春明同志，咱们就忍辱负重吧，啥都别说了，死活把平轧厂搞上去，落个问心无愧就行了。今年初，我们好不容易把轧钢厂建成了，市场机遇却又失去了，钢材市场全面萧条，一生产就赔钱，谁敢开工生产？所以，试生产两个月，又停了，一直停到今天。李记者，你可能知道的，目前我们国家最困难的几个行业，其中一个就是钢铁，几乎是全行业普遍亏损。

“至于说工们的集资款，况是这样的：开我根本不主张集资，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道道地地的国营大型轧钢企业，刚上马时又不缺那几百万，我集资什么？不是自找麻烦么？可后来一看，不收点钱还真不行，都看好这个平轧厂呀，都想到国家这可靠的大铁锅里扑腾呀，热高得让你受不了。这时，厂长何卓孝提议说，收点钱吧，名义可以叫风险抵押金，于是，就三千、五千地收了几百万——对，是四百三十二万，我这里也有账。就像我想不到十二亿会扔到水里去一样，工同志们也没想到国家的大买卖也会靠不住，大锅饭也会烫伤你的嘴。工同志自然不了，从去年开始就有提出退还集资款的问题，听说私下里还有个自发成立的清退领导小组，到市政府找过几次。我的看法是：这些钱现在不能退，至少轧钢厂的出路没找到前不能退，既是风险抵押金，就要和国家一